一、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书撰写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主要体现在:
一是，传承优秀赣文化，包括稻作文化、农村生活文化等。江西曾在中国历史上创造过无数的辉煌。在古代农业社会，江西因自然地理条件、交通条件、土壤条件等优势，农业发展极为兴盛。隋唐以后，因经济重心逐步南移，江西在全国的地位日益重要。唐朝著名诗人王勃曾评价江西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宋朝时期，江西不仅在文化上登上高峰，人才辈出，被司马光誉为“文章节义”之邦，而且随着南北交通的频繁，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发展到极盛，商品贸易发达。延至清朝，江西仍然是屈指可数的文化大省和经济大省，被乾隆皇帝誉为“人文之薮”。但清末以后，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衰落之势明显。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国封建帝制彻底结束。自此进入了波澜壮阔的民国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江西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便在政治上受到压制，但近代江西仍然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是政府统治的重心地区，在经济地位上也是举足轻重，仍是粮食主产区。因此，我们有责任把1840年—1949年这段时期的江西农村经济包括农作物经济、农村产业等情况全面地阐述清楚，为传承优秀赣文化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
二是，在充分研究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为新时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振兴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例如，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是与中国经济问题融为一体的，更与江西经济的发展态势紧密相连。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衰落是全国农村经济败落的地方表现，也是江西经济总体衰势的主要方面。在全国经济萎靡和地方经济衰落状况下进行改革，显然是不容易的。没有强有力的物质支撑，近代江西农村经济改革难以持续。近代江西农村经济是全国农村经济的一部分，其发展汇入全国经济发展之中。但不可忽视的是，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因此，江西农村经济的振兴必须在全国与地方特质之间，寻找平衡。即江西农村经济发展要在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寻找地方路径。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二、研究成果的重要观点
1.近代江西是中国各种力量角逐、各种思想散播、国共两党执政的重要地域，近代江西经济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地方缩影。江西从传统农耕经济的辉煌走向农村经济的没落，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被压迫的国际地位、世界市场经济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强势掠夺、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江西自身的经济制约等因素紧密相连。它是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的地方呈现。
2.历经时代变化，近代江西仍然保持了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特性。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始终存在着现代社会转型和民族民主革命交相进行的双向发展主线，即革命战争、民族抗战、现代建设和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的社会控制等都是江西民国历史的“主要线索”。推而论之，在经济上，近代江西以农村经济为主导，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农村经济转型始终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推进、国家政权的更迭、政府的权力下沉等紧密相连。
3.近代江西农作物基本延续了明清以来的种植模式，主要以水稻为主，兼及麦、玉米、红薯等其他作物。虽然这一时期现代化农业技术传入中国及其农村，但江西农作物的耕种方式、病虫害防治方式等方面仍然是祖辈相传的经验式技术积累。这也导致近代江西农作物的产量不高，且受制于农村经济整体低迷和世界市场经济、帝国主义压迫等因素，农作物的销售价格不高，从而导致了农耕经济的低落。
4.江西农村传统产业在现代化转型中受到的影响至大，尤其是对外贸易在1930年代尤其抗战以后遭遇滑铁卢式的下降。这种转型的艰难性并不是经济因素的单一影响，而是受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中国政府当局在世界市场的弱势等各项因素的影响。江西农村传统产业的衰败是中国农村经济转型艰难的缩影。
5.农业税在以农村经济为主的江西具有重要的作用，影响着国共两党的社会评价和民心所向。近代江西农业税以清朝的农业税为源流，并且在战争频繁和当政政府的贪污腐化等多项压力下不断增加种类、税率，尤其为了满足日益庞大的战费需求，反动政府以农业税正税为基础，不断增加战争附加税和各种劳役，使本就贫穷的农民生活日益艰难。与之相对应，江西苏区废除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实行累进税，使贫穷农民从重税负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6.民间借贷是传统社会重要的金融流通方式。贫苦农民是主要借债者。近代江西农村借贷仍然以传统借贷为主，即贫苦农民除了向亲戚朋友借贷外，主要向地主豪绅、富户借钱、借谷或典当。传统借贷呈现高利贷特质，一般都需要以借方的田地、房屋、其他物产等为抵押品，借债人支付高额利息；以地主豪绅、富户为主的债权人则以政治、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对借债人进行压迫，导致借贷的不平等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江西受到现代金融的影响，创办了银行、合作社，这些现代金融方式波及到农村，增加了现代化的借贷方式，但是这些现代借贷方式影响不大。借贷与农民生活紧密相关，这种以高利贷为主的传统借贷总体上加速了农民生活的贫困，使他们被迫转变生产方式等。
7.江西农村发展实验是江西省致力于农村现代化的有益尝试，是江西对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主动回应，也是省政当局试图改变江西农村经济败落之势的重要举措。万家埠实验区、黎川实验区等5个实验区是推行农村发展实验的主要实验地，基本落实了省政当局对农村发展实验的制度设计。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江西后基本结束，效果并不如意，其影响范围基本局限在该实验区的小范围内，实验区内部也是各种问题不断。
8.在乡村建设运动的浪潮影响下，国民党治下的江西省政当局努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其中农村合作化运动就是其主要措施之一。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团体、各界热心人士、农民等积极参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体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趋势。这一运动致力于把农民组织起来，改善和发展农村经济，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与救济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目标差距较大。
三、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研究方法，即坚持论从史出，以扎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客观全面的历史分析。与此同时，适应新时代学术研究的新趋势，坚持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和综合使用。
具体言之，一是，坚持立体地透视研究对象，即把江西农村经济放到中国近代这一历史时空中，把握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局势，抓住战争与建设同时并进的发展主线，利用多角度的相关史料，采取多维视角对其进行透视，以重现历史真实。二是，坚持“虚”“实”相结合，即以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客观公正地分析近代江西农村传统产业的转型、农村经济的衰败等问题。三是，坚持“宏大视野”的综合研究与“细致而微”的个案分析相结合，防止纯文本的理论分析，多方位地呈现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地方性与全国性。
四、学术创新
1.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尽力在以往学界的研究薄弱之处进行弥补，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深化分析。从目前研究来看，以往学界主要关注当代江西的农村经济，较少开展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分析，已有的研究也相对零散，缺乏系统性。因此，本书致力于系统、全面地进行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以有效连接当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的学术史脉络。
2.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史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上穷碧落下黄泉”查找史料是史学工作者的追求。本书在撰写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力图收集最广泛的史料。一方面，充分利用电子资料的优势，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的江西地方资料，尤其是调研资料；另一方面也迈开双腿，到江西省档案馆抄录档案，到各地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地搜集稀见资料，从而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数据；此外，还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地抄录、复印了江西农村调查资料、书信、日记、未刊档案等珍贵的史料。
3.研究方法力求突破传统的宏观叙事，从微观和实证的角度来剖析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复杂特质。并且以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来克服综合分析的宽泛性，凸显江西农村经济的地方性，以及与全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一致性。
五、成果的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和社会影响
1.学术价值。一是，有利于理清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脉络及其复杂因素。从鸦片战争以来，江西仍然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是政府当局统治的重心地区，在经济地位上也是举足轻重。历经时代变化，近代江西仍然保持了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特性。但是近代江西的历史进程，始终存在着现代社会转型和民族民主革命交相进行的双向发展主线，即革命战争、民族抗战、现代建设和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的社会控制等都是江西历史的“主要线索”。二是，尽可能地还原近代江西农村社会的真实图景。历史在于求真。通过研究近代江西农村经济，不仅可以客观全面地重现这一时期江西农村经济的历史图景，尽可能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各层面回答江西农村经济衰落的原因，提炼江西农村经济的特性，而且尽所能地把握在内战和建设双线推动背景下的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真实地感知江西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等不断重构下的变化，微观考察农民的生活。三是，深化江西地方史、农村经济史研究。江西地方史是一个值得深耕的研究领域。地方史，有其地方性，但也反映了全局性。地方史研究方兴未艾正是这一情况的生动写照。近代江西农村经济史是江西地方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江西农村经济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对近代江西的农村经济问题展开研究，也可丰富中国史、江西地方史、经济史研究。
2.应用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奋力谱写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篇章。地方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有重要的“资治通鉴”之功能。在深入研究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可以较为深刻地认识新时代江西农村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更为准确地把握乡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乡村改革和振兴提供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易凤林，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苏区研究》兼职责任编辑，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江西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江西新四军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苏区史研究。主持2个国家课题，已出版著作（包括合著）《革命文化制度探索：中国苏区教育研究》《中国苏区史》等多部著作。在《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北京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等核心以上学术刊物发表20多篇论文。